回顾人类近三百年的历史，是一部用热血与呐喊写就的平等抗争史诗。我们推翻了君主，废除了奴制，普及了教育，将“人生而平等”刻入信念。我们曾深信，自己正行走在一条通往平等的笔直大道上。
然而，事实却好像并非如此。我们明明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信奉“平等”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感却仍无处不在——精英教育的“塔尖”与基础教育的“塔基”之间的鸿沟；少数女性打破了职场天花板，但也意味家务与照料的重担正向更多底层女性转移；全球99%的普通人承担着1%最富有人群的碳排放后果；世界粮食总产量足以养活现有人口，却仍有9亿人处于饥饿之中……
问题或许不在于我们不够努力，而在于那些支撑我们奋斗的“常识”本身——丛林法则、内卷游戏、增长神话，我们“争相扑向枷锁，却还以为在保证自己的自由”。而改变，也许可以从先看见这些隐形的不平等困境开始。
近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晶的新著《平等悖论》，为我们揭示了现代平等话语背后的陷阱，也促使我们反思作为平等主义者的日常实践与道德责任。谢晶以其深厚的哲学训练与跨学科视野，带领读者重返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现场，并与布迪厄、格雷伯、费代里奇等当代批判者展开对话。
她敏锐地指出，我们今日所信奉的平等理念，本身就内嵌着深刻的矛盾与陷阱。无论是将“自然-本性”作为平等依据的同时又用其为性别、种族差异辩护，还是将私有财产神圣化从而拒绝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协商；无论是笃信无限“进步”神话而无视生态与心理代价，还是寄望于“社会契约”却忽视其排他性与理想化前提——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观念，恰恰构成了不平等的基石。
谢晶的思考，源于十年讲授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学术积淀，也深受其在法国求学、教学经历的启发。她曾为社会底层的“问题学生”讲授哲学，坚信知识的价值在于启发而非筛选；她亦曾在“巴黎老钱”家庭做家教，亲历了荣华背后的荒凉与特权制造的不公。这些切身经验，使她的学术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底层视角”的温度与道德关切。在她看来，真正的平等主义，不应止步于形式上的机会公平，而必须敢于直面那些被日常习惯所麻痹、被进步叙事所掩盖的系统性不公，并勇于反思自身可能享有的不义特权。
本次访谈，南都记者邀请谢晶深入探讨《平等悖论》的核心关切。我们将一同审视优绩主义如何成为新的神话，教育平等为何常沦为筛选的假象，“反消费”实践是否真能撼动剥削链条，以及AI等新技术究竟是解放的力量还是异化的帮凶。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共同思考：在一个“祛魅”成为时代情绪的当下，普通人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反工具”、培植新观念，从而在看似坚固的系统缝隙中，探寻一种更诚实、更具人性、真正值得憧憬的共同生活的可能。
——访谈——
从卢梭出发，直面平等的核心悖论
南都：你上一本书聚焦从涂尔干到莫斯的思想脉络，这次创作《平等悖论》的契机是什么？
谢晶：这本书的创作可以说是 “孕期很长，产程顺利”。最初的契机源于十年前我开始讲授卢梭《论不平等》的课程。我本身是卢梭的忠实读者，痴迷于他雄辩精致的法语表达，最初只是想写一本导读类书籍，记录自己和学生共读的心得。但近年来我逐渐对平等与不平等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到了“执念”的程度，开始广泛涉猎现当代相关论述，包括去增长主义、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
深入研究后我发现，卢梭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却提出了许多看似“反启蒙”、极具后现代色彩的观点，其思想能与建构主义、去增长主义等现代理论直接呼应。他对当时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更具预言性。于是，这本书的定位从“解读卢梭”转变为“与卢梭对话，让卢梭与当代不平等论述对话”。
真正促使我动笔的，是发现了一个被忽视的核心悖论：如今平等已成为政治正确，没人会公开支持世袭制或性别歧视，但现实却是全球不平等在持续加剧，卢梭笔下近300年前特权社会的某些现状，至今仍在重演。
近期我能想到的大咖级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是迈克尔·桑德尔与托马斯·皮凯蒂的对话。他们的一次公开讨论呼吁大家重视这一问题。然而，现有讨论大多聚焦“存在哪些不平等”“如何解决不平等”，却很少有人追问：我们在推进平等的过程中，是否因观念偏差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正是我意识到自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促使我下定决心撰写这本书。这也是《平等悖论》的核心——揭示 “我们认同平等，却深陷不平等” 的海市蜃楼现象。
南都：你曾在法国求学、教哲学课，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谢晶：个人的成长历程往往充满偶然，这些偶然最终塑造了如今的研究方向。我曾在一个法国“老钱”家庭做家教，发现特权阶层的生活同样充满琐碎矛盾，这让我彻底褪去了对荣华富贵的向往，也更清醒地认识到特权的本质——它并未让人更幸福，却实实在在地制造着不平等；最重要的经历应该是博士毕业后，我机缘巧合给法国的“问题学生”教哲学。这些学生多来自社会底层，有二代、三代移民，甚至有刚从戒毒所出来、连完整句子都写不出的孩子。法国高中哲学是必修课，有固定大纲，要教真理、自由、幸福等抽象概念。面对这些孩子，我不得不反复思考：哲学对他们有什么用？这一年的教学经历极具挑战性，却让我确立了一个信念：哲学不是精英的游戏，它对所有人都可能产生价值。有个女孩最终考了15分（满分20分），还决定去索邦大学学哲学，这件事让我相信，知识的价值在于启发人，而非筛选人。
南都：你就读的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EHESS），曾经任教的老师有罗兰・巴特、布尔迪厄、德里达等学者，这样的学术氛围很特殊，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记忆？
谢晶：最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空降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学术氛围里。EHESS是由一帮结构主义学者创办的学校，最初只招博士生，在学术训练方面的核心特点是跨学科，大家不会说自己是学什么学科的，不会刻意区分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大家只会说我在研究什么问题，再围绕具体问题，整合各类学科的方法与视角。在这里，不同学者为了某一个问题共同探讨。在法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士，往往有极为精英的一面，尤其是选择EHESS攻读博士的学生，不仅在专业领域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储备，还具备广博的所谓“general culture”素养。尽管我当时身处一个“神仙打架”的环境里，常感到自己“无知”，但这种跨学科的学术氛围，对我今天的研究范式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种模式让我深信，纯哲学问题若脱离实证类人文社会学科的支撑，它就是在空转，就会沦为概念游戏。
后来，我选择回到复旦任教的原因也很简单：我喜欢琢磨问题、读书、研究观念与逻辑，也热爱教书。那一段教“问题学生”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教育的意义。复旦是能让我安心从事这些热爱之事的最佳选择。
南都：在你研究的问题领域内，有哪些学者或著作是你推荐阅读的？
谢晶：除了书中提及的学者，我想推荐几位风格与思想兼具的作者。布尔迪厄的理论非常有价值，“文化资本”“惯习” 等概念能精准分析当下社会现状，但他的著作刻意使用大量 “黑话”，可读性较差，因此不轻易推荐。
我更倾向于推荐那些愿意与读者友好对话的学者，比如大卫・格雷伯，他的写作鲜活生动，甚至像“段子”一样，却能让思想触动人心。我觉得他一定是相信思想本该有喜怒哀乐，能抵达人内心最敏感的地方；还有比利时哲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凡希雅娜·德普莱(Vinciane Despret)，他看似在讲动物故事，实则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关系、值得憧憬的世界，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可读性远胜于同类学者；另外，我在写《平等悖论》的时候发现了社会学家悉达多・卡拉，他的《血钴》极具冲击力，书中揭示了锂电池核心原料钴的开采黑幕——刚果的矿工在“坟墓般”的矿场工作，毫无保障，却难以维持生计，而我们日常使用的电子产品、新能源车，都可能与这种“带血的钴”相关。这类作品能让我们直面世界的真相，看清全球化产业链背后的剥削与不平等。
我和两位同事一起策划的“差异与共生”丛书，就是想要收录这样的跨学科、非学院派、有温度的作品。它们用清晰生动的语言，用被忽视的事实和弱势群体的故事，让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成为可讨论、可关注的话题。
“反向消费”难以撼动剥削链条
南都：你提出“自然-本性”既是平等的依据又为不平等辩护，包括爱情、母性、夫妻之情、自然与文化也是构建的。你认为“本性是建构的”这一观点如何帮助我们解构不平等的深层机制？
谢晶：“自然”和“本性”在西方语言中是同一个字：Nature，是“大自然”(nature)与 “人性” (human nature)的一语双关。启蒙时期的学者（从格劳休斯、霍布斯到法国与德国的启蒙思想家）用它来“证成”规范与政治，通过讨论人的自然状态和本性来证明什么样的权利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是正当的。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平等观的最重要的理据。但这里存在一个核心悖论：本被用来证明人人平等的“自然-本性”，实则常被用来辩护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原因在于，“自然”总是与“文化”相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往往暗藏等级秩序。
这个东西跟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它对于人有一种本质主义的界定。以“母爱”为例，它被视为女性的“自然本性”，甚至有科学证明女性天生渴望生育、愿意为孩子无私奉献。这种本质主义的界定，实则为一种“决定论”：它规定女性的社会职责就是照料家庭、养育子女（即“再生产活动”）。但矛盾的是，如果母爱真是“天性”，无需刻意规定，女性自然会践行；而 “必须履行”的规定，恰恰说明这种“天性”并非必然。更关键的是，这种二元对立会进一步固化等级：女性的“感性、利他、奉献”与男性的“理性、计算、进取”就像自然与文化一样相对立，对应的“再生产活动”（照料、育儿）与 “生产活动”（创造经济价值）也被划分等级——生产活动被认为是“有价值、主动的”，再生产活动则被视作“无价值、被动的”。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性别，也适用于种族：启蒙思想家一方面高扬“人性”，另一方面却在论述中暗含种族歧视与殖民色彩，文明人（欧洲男性是理性自律的），野蛮人（所有其他的群体）则是更接近自然的，需要被管教与开化，这本质上是用“自然-文化”的二元阶序，支撑起不平等的统治关系。
南都：你曾经批判过快时尚和咖啡产业背后隐含的剥夺与剥削。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一些消费者通过“反消费主义”行动（如二手平台、支持本地手冲咖啡馆）试图抵抗剥削，但这些实践是否陷入新陷阱？要从根源上解构这种系统性剥削，你对普通消费者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谢晶：这种“反消费”做法往往难以触及核心，甚至有一种类似“洗绿”的嫌疑，有可能就是换一种方式让自己安心消费。以二手平台为例，大量奢侈品在上面流通，本质上只是换了一种消费渠道，并未脱离“消费奢侈品”的逻辑，尤其在消费降级语境下，反而成为维持消费体面的一种方式；不喝星巴克、选择本地咖啡，也只是减少了对特定品牌的消费，并未脱离“消费咖啡”的链条。而咖啡产业背后的全球剥削，依然存在。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当前全球产业链模式下，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几乎所有消费行为（哪怕是生活必需品），都可能间接导致远方劳动者的不幸——无论是工厂和农场的雇工，还是生产咖啡、蔗糖等经济作物的从业者；过度开采、单一作物的生产模式还是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个人的消费选择，本质上是被系统性结构所裹挟，而非个人能单独改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能为力：如果足够多的人愿意调整消费行为，就能对产业产生冲击（比如大量消费者抵制某品牌，可能导致其调整供应链）。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全盘清算”，意识到消费背后的社会代价，减少非必要消费。这与其说是“反消费”，不如说是“理性消费”与“责任消费”。其实，消费之所以能变成“主义”，是因为我们将消费与自身价值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将这两者解绑，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从“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消费”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真正令我们充实和有满足感的事情，以及与身边人的纽带。而那些从非必要消费/浪费中省下来的钱和资源，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去帮助那些挣扎于产业链底端的人呢？
南都：此外，你提出重新审视“进步”“发展”观念。在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目标成为全球焦点的今天，如何理解“进步”叙事背后的谎言以及它和不平等的关系？
谢晶：“发展”“增长”“进步” 虽出现时间不同（发展与增长是二战后被强调），但核心逻辑一致：都秉持线性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从野蛮到文明、从贫困到富有、从无文字到有文字、从无中央集权到有中央集权，一步步走向 “更好”。但这只是一种“立场先行”的叙事，而非事实。全球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不同文明、语言、社会组织模式各异，怎能用单一标准涵盖？这种叙事为了维护“进步”的假象，刻意排除了所有不和谐的事实：殖民历史、美洲原住民90%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病毒、两次世界大战、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08年金融危机……这些都被排除在“进步史”之外。正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所言：“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在进步史和发展史里面，拉丁美洲其实一直在付出代价，拉丁美洲被割开的血管里面流淌的是金和银，后来流淌橡胶、蔗糖、石油、咖啡，却只换来剥削与统治；刚果的钴矿工人、快时尚产业的劳工，都是这种“进步叙事”的牺牲品。本质上，某些人的“进步”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和剥削之上——这正是发展叙事与不平等的核心关联。
“起跑线平等”背后的教育不平等
南都：布迪厄指出公共教育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假象，因为它在一开始就已经对人做了筛选和排序。从你的分析出发，为什么说“优绩主义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机会平等是一种假象”？
谢晶：公共教育看似“机会平等”，实则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深层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源于统一的标准与考核方式，对不同背景的孩子苛刻程度截然不同。比如用“北京地铁线路”讲解数学知识，城里孩子熟悉地铁，理解起来毫不费力，但从未坐过地铁甚至很少坐公交车的乡村孩子，却要付出数倍的认知劳动；乡村孩子从小缺乏绘本阅读与高质量陪伴，面对教材处于劣势。我最近了解到盲人可以参加高考，这也是典型的例子：用盲文出试卷允许他们参加高考看似平等，但整个教育体系（教材、学习环境、考核方式）都是为视力正常者设计的，盲人要通过高考，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强行用统一标准衡量不同个体，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这种“起跑线平等”本质上是将所有人纳入同一套筛选体系，而非真正促进人的发展。
南都：当下教育的“双减”政策旨在减轻教育内卷，同时近几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政策与现实的反差？
谢晶：这个问题令身为人母的我非常揪心。我前阵子也读了梁鸿老师的《要有光》，现实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教育内卷的根源是社会阶序，两极分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害怕坠入“下层”。家长为了孩子的未来焦虑，孩子为了“不落后”被迫内卷，最终导致厌学、青少年心理问题频发。要改变这种现状，还是要从根源上解构这种系统性的分层，回归人的本性，尊重不同个体的兴趣与天赋。教育的目标不应是“筛选”，而是“赋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发展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但这需要整个的社会对于具有不同能力和喜好的人都愿意给予承认和保障。
南都：我们有可能构想一种超越“机会平等”范式、真正能滋养个体多元发展而非进行残酷排序的社会组织方式吗？
谢晶：我前段时间遇见了一个初中辍学的人，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整个教育体制都在教人爬树，而他对爬树毫无兴趣，他喜欢游泳。我们应当尊重并支持每个人拥有不同的兴趣取向，允许他们学习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同时赋予这些选择应有的价值与肯定。
我也问过我的“托尼老师”为何选择从事美发行业，他高中没毕业，也是因为对学习不感兴趣、坐不住，离开家乡后，曾在横店做过群众演员，给人安铝合金窗户，干过装修，一圈工作干下来，就是最喜欢剪头发。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帮助每个人，包括那些在家中照料老人与病人的家庭成员和护工，从自己所从事的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中，获得应有的尊严感和满足感呢？
对于“教育内卷”，与其说是展望，不如让我们一起探讨，我们期望的未来图景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孩子们又应该以何种方式成长？当孩子们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步入社会后，他们将拥有怎样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又将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共同商议的话题。基于这些共识，我们将朝着共同认定的方向努力前行。
AI技术解放人的“神话”与现实的困境
南都：当下算法推荐、大数据应用正在重塑社会关系。你认为AI会加剧还是缓解社会不平等？
谢晶：我个人不用AI，所以没什么发言权，但我确实看到它在高校领域的负面影响：老师用它填表格、处理行政事务，学生用它写作业、写论文，导致原创性难以辨别，反而增加了师生的“认知劳动”。更值得警惕的是，AI可能限制想象力——现在很多面试回答、研究计划都呈现出同质化，正是因为被AI的固定模板所束缚。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AI只是技术的一种，而“技术解放人”“技术实现平等”的说法，本身就是进步叙事的一部分。100年前凯恩斯曾预言，技术发展会让人们每周只需工作两天，其余时间发展兴趣。这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相似，但现实是，技术并未减少“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社会学术语，指无实质社会价值却占据大量时间的工作，由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反而让这类工作越来越多。技术本应解放生产力，最终却沦为 “高效完成无意义工作”的工具，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技术若脱离了“为人服务”的本质，反而会加剧社会的异化与不平等。
南都：也有人认为AI能打破知识壁垒，让专业知识触手可及，是一种“平等”的表现？
谢晶：关键在于，这些知识是用来“让人更高效地内卷”，还是“让人更好地认识自我与世界”？AI无法替我们回答“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该与他人建立怎样的关系”这类核心问题。从平等视角看，技术的发展从未自动带来平等，若不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AI只会成为新的“精英工具”，进一步拉大差距。
“祛魅”是年轻人的意识觉醒与深层反思
南都：2025年有一个互联网热词——祛魅，比如对学历、职业、婚姻、中产品牌“掉滤镜了”。你认为这种大众心理是否与《平等悖论》中揭示的“阶序认知崩塌”存在关联？韦伯提出“第一次祛魅”（宗教神秘主义消解）最终建立了科学理性的新阶序，而如今“第二次祛魅”将会给社会秩序的维系逻辑带来怎样的变化？
谢晶：韦伯提出“祛魅”这个词的原意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合理化过程——摒弃超自然、超验的信仰，追求工具理性，尼采“上帝已死”、福柯“生命政治”等都在对现代社会做出类似的诊断。如今大家所说的“祛魅”，更多是“去光环”，原来觉得高大上、值得追求的东西现在发现不过如此。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年轻人的意识觉醒，是积极的。比如大家发现，穿“中产品牌”上班并非必要，富人未必比自己有更高的智商或道德水平，爱情、婚姻也未必能带来社会所承诺的幸福——这种“祛魅”是对虚假广告叙事、权威神话、固有价值体系的质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面临着内卷、就业压力等现实困境，对这些“光环”的祛魅，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也是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隐性反抗。
但深层的“祛魅”不应止步于表面的“不追求”，更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赋予 “光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中产三件套”的光环，源于消费主义对“成功”“体面”的单一定义；权威的光环，源于等级制度对“权力”的神化。只有看清这些光环背后的社会机制与利益逻辑，才能实现真正的“祛魅”。即便暂时陷入虚无主义也不可怕——当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才有可能建立。年轻人通过“00后整顿职场”、将自己比作“牛马”“躺平”和“发疯”等方式表达态度，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允许他们祛魅、迷茫，也是在为他们创造探索的空间。
南都：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意识到并改变那些无意识的不平等？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反工具”、培植新观念？你对普通读者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建议？
谢晶：我在书中提到的“反工具”，针对的是“主人的工具”——那些看似用来构想平等，实则为统治关系辩护的观念工具，比如二元对立的自然观、线性的发展叙事、统一标准的平等观等。这些观念看似合理，却在无形中固化着不平等。“反工具”可以说就是刚才所说的“祛魅”。
“反工具”并非有固定的“使用说明书”，我们的目的是重新构想平等、自由等核心观念，让它们成为建立好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比如，平等是否不必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或统一标准之上，而可以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的多元共存？自由是否不必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可以是“每个人都能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潜能”。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能做的最朴素的事，就是“看清现实”，在日常生活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比如消费、工作、教育选择），追问其背后的意义——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他人意味着什么？比如作为消费者，思考消费背后的产业链代价；作为教育者，反思自己的教学是否尊重多元天赋；作为家长，反思自己是否在逼着孩子“爬树”，而忽视了他们“游泳”的兴趣。
意识的觉醒从来都是缓慢的，每个人的经历与关注的问题不同，行动方式也会不同。但只要我们开始追问、开始反思，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培植新的想法——这些想法汇聚起来，就可能形成新的集体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改变。《平等悖论》正是希望通过揭示出那些被忽视的不平等机制，引发大家的思考与交流，进而在日常生活中探索更平等、更具人性的生活方式。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线上配资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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