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配资查询平台饥饿的迷雾

利维坦按：

我们常常把“管理身体”当成一种自律，却很少追问：当一个女人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符合社会期待，而长期压抑饥饿、限制饮食、控制体重时，她究竟失去了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的经验——饥饿，它不仅会占据人的注意力、影响思考和判断，也可能使女性更容易接受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越瘦意味着越自律、越美丽，也越值得被认真对待。

然而，这种对身体的持续控制并非没有代价。长期过度节食或能量摄入不足，可能影响月经和生殖健康、骨骼健康、肌肉与免疫功能，也可能带来疲劳、情绪波动以及饮食失调等问题。于是，真正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或许并不是“女性应该吃多少、应该保持多瘦”，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女性必须不断缩小自己的身体，才能证明自己的自律、价值与美丽？当一个社会要求女性以饥饿换取认可时，它要求她放弃的，可能不仅是一顿饭，也包括她的健康、精力、注意力，以及充分占据这个世界的权利。

有些话我们从未真正大声说出口：对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女性而言，饥饿并不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是一种认知状态。它流淌在一切事物的底层：会议、对话、以及那几乎快要思考完整、却被某种更迫切的力量强行拉回的思路。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饥饿的状态从我们懂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处于审视之下的那一刻起，便已存在。

那时我11岁。

那个夏天，在初中开学前的日子里，我坐在游泳池边，试图跟上一段我总是跟丢的对话。我怀着孩子在面对即步入的新世界规则时偶尔会产生的某种特定执念，决定在升入六年级前尽可能少吃东西。这个计划包括每天吃一小包“SnackWell’s”饼干：无脂，吃起来像卡纸，专门为那些被告知“脂肪是敌人、欲望需要被控制而非被满足”的女性和女孩设计。这种饼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物，一款旨在帮助女性顺从那种已被她们内化的指令的产品。它并不能平息饥饿，因为饥饿不是一种偏好。当身体得不到食物时，这是生物机制在发挥本能，发送出将其他一切都排挤开的信号。

白天，我们游泳，趴在水泥地上，聊着即将到来的一年。我的注意力总是不断从对话中溜走。一个念头刚刚萌生，就会消融进同一个顽固的循环里：离晚餐还有多久，晚饭的时候我又能吃多少，以及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我的身体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我记得当时听着一名队友讲一个很长的故事，随后意识到自己根本没听进去。某种更喧嚣的声音占据了那个故事原本需要的空间。

11岁时的作者（左二）。

到了那周末，我的泳衣在肩头显得空落落的。开学第一天，一位朋友的母亲看到我时停下了脚步，像评估一项效果不错的房屋翻修工程那样上下打量着我，说我“身材变好了”。她说得很热情，就像大人给孩子送礼物那样。一个成年女性看着我这个处在饥饿状态的孩子身体，把赞许作为一种善意奉上。

我收下了这份赞许，甚至在能够说清规则之前就吸收了游戏规则：某种东西从我身上被剥夺了，而某种东西被奉还了。那半心半意度过的一周、听着心不在焉的对话，不过是让我的身体保持“合规”所付出的劳动罢了。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人的童年，或某一个时代。男性政客换条领带就能面对镜头。而女性政治家面对的，则是普遍被称为“发型、丈夫和裙摆”的问题：这是一套被记录在案的模式，媒体报道在关注女性的政策主张之前（如果真的会关注的话），会先评估她的穿搭、体重和发型。在一项针对超过75万篇媒体报道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1]，政治领域的女性比男性同事接受了更多的外貌报道，而且任何关于女性外貌的报道——即便赞美性的报道——都会降低选民对其能力的认知。在同一个新闻周期里，你可以因“形象符合预期”而受到称赞，又同时因此受到惩罚。这套系统完全是在按照既定设计运转。

第二年，我的科学课刚好排在午饭后。我坐在课桌前，肚子咕咕直叫，我确信这声音能传遍整个教室，然后独自一人默默地忍受着这尴尬的一整节课。每一次饥肠辘辘都像是一次暴露，证明我的身体正在宣告我极力隐瞒的事实——证明我缺乏足够的自律来压制它的信号。课程在没有我的参与下继续推进。我所体验到的“个人失败”，其实有着更具体的本质：这是一个营养不良的身体在做它该做的事，发出进化机制所设计的、用以压倒其他竞争性需求的高优先级紧急信号。饥饿打断我的思考，并不是因为我软弱；饥饿之所以打断思考，是因为它的本能功效就在于此。在没有任何人明确告诉我答案的情况下，我正在学会的，是如何在余生走进的每一个房间里，都带着一场与自己身体未竟的拉锯战。最终，这种饥肠辘辘变成了背景音的一部分，就像你不再能听到隔壁房间冰箱的运转声，或是头顶荧光灯的嗡嗡声——不是因为声音停止了，而是因为它已经融为了环境音，而环境音变得无形，无形变成了你误以为是自己的声音。

2009年，超模凯特·摩丝（Kate Moss）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是否有座右铭。“没有什么食物的味道比瘦的感觉更好了，”她说道。近十年后，她称这句话不过是一句口头禅，是她室友过去常说的一句话，被脱离语境引用了。然而，她终于大声说出了这套文化几十年来一直在暗中灌输的观念，却唯独留下了那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未被追问：如果“饥饿”不是代价，又有多少事物会尝起来更美好？

早在摩丝为那条沉默的指令给出最广为流传的提炼之前，生理学家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就已经研究过它隐秘的代价。1944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招募了36名健康男性，在为期六个月的半饥饿实验阶段，将他们每天的平均卡路里摄入量从约3470卡路里减少到1570卡路里。研究人员记录下的不是思维的崩溃，而是某种更隐蔽、也更具揭示性的现象：饥饿对思维的缓慢侵蚀。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技术层面依然保持完好，但使用这种能力的意愿却衰退了。在对话、工作乃至自己说到一半的时候，这些男性的注意力都会游离到食物上。他们收集食谱，在餐馆菜单前久久徘徊。“饥饿噪音”占据了极大的认知空间，以至于可用于处理其他一切事物的认知资源显著减少。研究人员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将这种体验定义为一场“危机”，随后便告一段落。

自那时以来的研究已精确指出了这一机制[2]。基斯的受试者以及像我这样陷入节食限制中的女性，在工作记忆、持续注意力以及认知灵活性方面都表现出了可衡量的下降——下降的不是原始智力，而是在日常环境下可调用的思考质量。主动限制食物摄入的女性，在面对高要求的认知任务时，其表现明显逊于那些有着相似饮食监测历史但当时并未限制饮食的女性。简而言之，监测和控制自己吃什么这一行为本身，就在直接消耗思考所必需的同一套认知资源。

在关于女性的任何讨论中，“饥饿噪音”都很少被提及。一项研究发现[3]，在被调查的近23个国家中，女性报告的节食和出于健康考量而避免食用某些食品的比率明显高于男性；仅“节食状态”这一项，就在健康饮食行为的性别差距中占了很大比例。这一教条跨越了地域与语言。改变的只是用来传达它的词汇，不变的是那条指令。

当我进入医学院时，饥饿感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引起任何特别的注意了。我在方便时进食，前提是它不会耽误查房，也不会破坏职业对我的预期——即我的身体应当保持“平淡无奇”。这种噪音比我在泳池边时低沉了许多，早已彻底融进了我日常认知的背景音里，以至于我几乎察觉不到它。在当时，我把它视为“自律”的证明；而现在我明白，这恰恰证明了一种后天习得的适应机制可以多么彻底地隐入个性之中。

在我大三外科实习的第一天，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主治医师——他的腰带几乎淹没在大肚腩下——甚至在我们讨论任何医学或患者问题之前，就从头到尾把我打量了一番。他说，很高兴我“保持住了身材”，不像其他一些女学员。他说，这说明我很认真。

我体会到了某种认可。他用一句话证实了我自那天在泳池边朋友母亲看我起就一直在做的这笔“交易”。我的身体比我的思想先一步到达，并代表我传达了信息。那些忍受、控制并演绎噪音的岁月，已累积成某种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正在构建的东西：一种“资质证明”。在医学培训残酷的筹码计算中——在这里，每一种优势都显得弥足珍贵，而劣势则是结构性且分配不均的——我感到了某种我至今仍不愿命名的东西：自豪。我付出了努力。作为一个身体在开口说话前就表达出正确信息的女性，我让自己的路变得稍微顺畅了一点点；而这项“努力”本质上是在管理我自己“逐渐隐退”这一事实，却从未让我停下来思考过。我将它与其他一切一并归档，继续前行。

几年后，在我生完第二个孩子后，诺如病毒在我家中蔓延，让我彻底倒下了整整两天。剧烈的呕吐、腹泻，我的肝脏超负荷运转以至于眼睛发黄——出现了真正的黄疸，因为我的身体早已停止了伪装，远在我意识到之前就已如此。在此期间我依然坚持去上班，不是因为我没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而是因为我花了太多年的时间将“衰竭”视为一种可控的状态，以至于它不再被我当成停下脚步的理由。几天后，当一位男同事看到消瘦且神情憔悴的我时，他居然说：“哇，你终于从生孩子的状态恢复过来了，你看起来又像你自己了。”我虚弱的身体和发黄的眼睛，被解读成了一种成就。

我接下来做的事，才是我反复回想的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故意限制饮食，努力恢复生病前留下的体型，即便迷雾再次笼罩心头，即便我的耐心逐渐耗尽，思维也开始迟缓。这场病给了我一次重启的机会，而我却把它当成重新开始体重管理的机会。

在我限制饮食的时候，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伪君子。那种感觉是后来才有的。因为在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当我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做出反应时，我的体重达到了除怀孕外从未有过的新高。在进入的每一个专业场合里，我都能感受到它。一个体型较大的女性在谈论其他女性的健康；一个失去了曾经由苗条身材带来的权威感的医生。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赢得别人的尊重。我说话时更有依据，更严谨，也更有权威。但我却从未追问过，为什么这种“严谨”让人觉得不够，而曾经的“苗条”却显得足够了？这种不对称性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我只是当时还没有找到语言来描述它。

如今，在临床诊室里坐在我对面的女性身上，我看到了它的影响。她们来就诊时，描述着疲劳、易怒、难以集中注意力思考。对话总是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个数字：那个在其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不断获得奖励的单一指标，赢得了赞许的目光和“你又恢复了往日风采”之类的赞美。当我将话题转向她们的骨骼需要什么、心灵需要什么、大脑需要什么时，她们脸上会出现一种我非常熟悉的表情——因为我也曾露出过这种表情。那是一种短暂的退缩。她们在抽象层面知道骨密度很重要，也知道认知健康是真实的。但她们同样清楚（因为世界在她的一生中都在证明这一点），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能在走廊里换来一句赞美。一个维持了衣服尺码的女性会被告知她看起来棒极了；而一个维持了骨密度的女性则什么赞美也听不到。这些女性并没有困惑。她们是对一种极其一致的激励结构做出了理性的反应；而我，则是那个在数十年的训练中将同样的反应内置于自身、随后站到了另一侧的人——我并没有像白大褂所暗示的那样真正置身于体制之外。

我们一直将其称为外貌问题、自律问题或个人问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认知问题。在一个将女性的苗条解读为“认真”证明的文化中，管理身体所带来的精神负担流淌在一切事物的底层：会议、手稿、那个差一点形成却未能成形的念头、以及在需要之前一小时就耗尽的耐心。一个部分心思被自我监控所占据的大脑，无法同时将全部注意力投入到其他任何事情上。这不是道德评判，而是对注意力运作机制的客观描述。注意力是有限的。饥饿分走了它的一部分，被分走的那部分，就无法同时用于其他任何地方了。

过去几年进入大众视野的GLP-1药物，通过作用于大脑和肠道中调节食欲与饱腹感的受体来起作用，在更接近神经化学源头的地方抑制饥饿信号，而不是要求大脑通过意志力去强行压制。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药物实现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让噪音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的有些患者在描述预期的身体变化之余，还描述了一种她们始料未及且难以解释的“宽敞感”。她们能够思考完一个完整的念头了；她们能把一段对话从头听到尾了。她们描述说自己更在状态了，在房间里能展现出更完整的自我。起初，没有人把这与饥饿联系起来。她们将其描述为一种整体上的清爽，某种弥漫在周围的东西被掀开了。我想，她们所描述的，正是当认知注意力不再部分被一个要求其管理了数十年的信号所占据时的感觉。

但这些药物并不是我在此所描述问题的终局解决方案。它们只是这一问题的最新迭代，是控制信号的另一种技术，叠加在一个很久以前就认定“信号本身才是问题”的文化结构之上。

因为身体清楚地记得它曾被要求承受过什么。《柳叶刀》（The Lancet）2026年对48项研究进行的分析发现[4]，停用GLP-1的人在第一年内反弹了60%减掉的体重，而且通过这些药物减掉的体重中，有40%到60%是瘦肌肉量，而不是脂肪。肌肉的流失使药物原本旨在解决的代谢问题雪上加霜。饥饿感卷土重来，认知管理再次开始。噪音重新回到了围绕它建立的结构中——因为当处方过期时，那个结构并没有随之消失。

药物提供了沉寂，但它们并没有提供一种与该信号建立的不同关系——一种让我们去倾听其召唤的关系。

这一现象最残酷的维度在于时间，这需要多年的临床实践才能彻底看清。围绝经期（Perimenopause）在人生的中年到来，就像一场没人预约过的审计。激素的波动改变了新陈代谢，重新分配了体重，打乱了睡眠，并以并不总是可预测且极少温和的方式，与女性数年来精雕细琢的管理策略发生相互作用。30岁时有效的克制，在47岁时突然失效，往往毫无征兆且无法解释。身体开始做出自己的决定，而社会文化对此提供的框架无一不被解读为“失败”。我的患者在描述这种转变时带着一种特殊的愤怒：那种遵守了契约却发现对方根本无意签约的愤怒。身体从来不是问题所在。但文化对身体的要求所欠下的账单，一直在没人注意的地方计算着利息。关于有长期节食史女性骨密度的研究表明[5]，长期进食不足导致的骨质流失，是极少数即使在停止节食后也无法完全逆转的后果之一。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建立的骨骼结构是一切的基础，而多年的进食不足对它的损害，是后来的补救所无法完全修复的。

我们歌颂了自律，却从未提及它所付出的代价。

一位女性在80岁时因髋部骨折而缩短了寿命，这张账单的日期往往定格在数十年前——这是她在11岁、22岁或35岁时欠下的债务所累积的利息，那时她正在学习“身体的纤瘦”比“身体的力量”更有价值。认知债务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累积的，它更难测量，因为它存在于“未能发生的事物”的负空间里。研究记录了处于节食状态中的女性表现出的认知损伤；但它无法记录那些未能完整形成的具体想法、在需要之前就已耗尽的耐心，以及被某种更喧嚣的声音打断了太多次以至于最终不再浮现的思考。这些损失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不属于能出现在医学影像上的那一类罢了。

我的女儿今年11岁。此时此刻，她正好是我当年站在泳池边的年纪。看着她，我很难不同时看到当年那个把朋友母亲的赞许默默记下、并在无声中明白了未来30年为了赢得更多赞许将付出何种代价的女孩。“SnackWell’s”饼干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它所承载的指令却没有。这条指令比任何时代都更古老，比任何食品都更持久。它活在用来描述女性身体的语言里，活在哪些指标受到奖励、哪些指标被忽视的规则里，活在那些毫无恶意的成年人以赞美之名送出、却依然造成了伤害的随口评价里。她已经在以我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形式接收着这条指令，并且在她进入的每一个领域里她都会继续接收到——因为，尽管我们取得了种种进步，有些东西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成为一名医生是为了清晰地命名事物，因为只有命名才能让治疗成为可能。你无法解决未被描述的问题，也无法描述大家在默契中达成一致、不绝于口的事物。所以，在这里，我要将它大声说出来：女性被训练去压抑的饥饿感，绝非个人私事。它不是自律问题，不是健康选择，也不是任何方向上的品格证明。它是一项认知税，广泛而持续地征收在占人口一半的群体的思维上，始于童年，跨越数十年；它被如此安静且漫长地收取着，以至于大多数缴纳这项税款的女性已经相信，这不过是“做自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那种噪音不复存在，女性原本会思考些什么？哪些争论会迎来终局，哪些灵感会被推演至终点，哪些耐心能够维持得足够长久以产生改变？我们无法回答。我们只能记录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未被真正严肃地探讨过。

一个吃饱了的女性，更难被忽视，更难被耗竭，也更难被说服去相信“她自己的思考不值得推演至终点”。

这不是一种空洞的愿景，而是一项临床观察，来自于多年来观察女性停止管理那个信号时所发生的变化：那个推演至终点的念头，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特满足感——事实证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回馈，一种从未有人想过要作为替代方案奉上的回馈；那重新归来的耐心；以及填满整个房间而非缩减自身去适应房间的笃定存在。

那种噪音从来就不是失败的声音。它是一个身体在坚守其所需的声音，以及一种文化在以更喧嚣的音量叫嚣着——那种需求根本无关紧要。

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恰恰是我们从未将其大声说出来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academic.oup.com/joc/article/70/1/114/5761879

[2]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03193849490099X

[3]pubmed.ncbi.nlm.nih.gov/15053018/

[4]www.thelancet.com/journals/eclinm/article/PIIS2589-5370(26)00043-X/fulltext

[5]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337-015-0040-8

文/Sarah Berg